新信息技術時代的來臨，衍生了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這些技術與各個行業的融合日益緊密，數據成為現在和將來最寶貴的資源，國家基礎性戰略的拓展也離不開對政務大數據將的充分挖掘，科學、便捷、高效的是未來的方向，遠遠超越了傳統管理模式。

　　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大數據思維及理念
　　目前的現狀是，讓大數據成為一個穩固的概念深入各級領導干部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除了應用層級、復雜等級、數據量級的影響外，理念是關鍵。如個別領導干部不愿共享本單位或部門的數據信息，因為這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觸碰既有的利益分配；個別領導干部把握不好數據開放與保密之間的界限，認為共享、互聯、開放容易造成數據泄密，因而對政務大數據敬而遠之；也有個別領導干部工作缺乏主動性、創造性，或亦步亦趨簡單模仿他人做法，或做出開放共享的嘗試而沒有長效機制，這些問題導致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在一些地方或部門難以落地生根。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懂得大數據，用好大數據，增強利用數據推進各項工作的本領。因此，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理念，利用政務大數據全面分析問題、宏觀解決問題、科學預測問題。黨校、行政學院作為黨員領導干部培訓輪訓的主渠道，也應當承擔起黨員領導干部數據素養提升的責任，通過教學、研討等多種手段使大數據理念與思維進課程入頭腦，增強黨員領導干部的大數據意識，形成大數據應用的自覺氛圍。

　　建立政務大數據開放共享機制規范
　　政務大數據迫切需要解決“誰來開放、開放什么、誰來用、怎么用、誰來監管”的問題，亟須將數據的采集、利用提升到頂層設計的高度。對此，應建立開放共享的標準規范，形成數據資源共享目錄，建立數據基礎庫、業務主題庫等各類資源庫，明確數據資源的采集標準、清洗規范、共享范圍、操作流程等；建立開放共享的推進機制，明確數據開放共享中的權責關系，配合管理辦法、實施方案、資金安排等，扶持率先開放的重點領域，形成“領頭羊”效應；建立開放共享的監管機制，監測數據開放的動態性和實時性，監管數據利用的范疇和力度，將開放共享程度納入績效考核，對工作力度不夠、不作為等問題展開問責，形成數據開放共享的剛性制度。

　　政務大數據應用才是發展的“牛鼻子”
　　要從大數據中獲得預測性、決策性信息，直擊政府治理場景中的難點痛點，政務大數據應用才是問題關鍵。其一，大數據分析是基礎支撐。大數據體量大、來源多、價值密度低，非結構化數據高維、多變、隨機性強，基礎數據和過程性數據需要優化組合才能產生規律性信息，迫切需要加強在分布式計算、大數據分析技術、數據可視化等方面的技術支撐。其二，政務與企業大數據結合是重要手段。人們每天的閱讀、購物、支付、出行等產生大量數據，政務與企業大數據共享進行深入挖掘，會進一步激發“數據民生”的潛能，創新政府治理的形式和內容。如出行領域會產生位置導航、車輛軌跡、共享出行、送餐服務等信息，交通部門拿到這些數字軌跡信息就可以預測交通需求，進而優化道路交通體系布局，緩解城市交通擁堵問題；市場監管中依靠傳統的現場抽檢往往需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當前的網絡餐飲點評、旅游休閑點評等可以對經營企業進行有圖有真相的客觀評價，利用這些數據可以補充傳統市場監管的不足。其三，透明管理與智慧服務是目標追求。政務管理與服務各環節處處留有數據痕跡，便于事后追溯追責的數據查證，還可以監督政務服務是否公平公正，使得“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同時，大數據還可以實現在醫療、養老、教育等民生領域的精準服務、主動服務、智慧服務，促進大數據時代的社會凝聚。

　　筑牢政務大數據發展的安全保障體系
　　應調動國家、社會、企業以及個人等各方力量，建立政務信息安全新秩序、新格局、新生態。政務大數據的可控性是最大風險點，因而需建立數據資源資產化和應用利用授信機制，加大基礎設施、支撐平臺、數據安全的自主創新力度，建立對承建商、服務商的安全評估和風險測評機制，運用大數據思維、大數據技術做好安全態勢的感知預測工作。此外，還應高度重視個人信息保護工作。當前，《網絡安全法》等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制度還比較薄弱，具體的司法實踐也不盡如人意，亟須明確個人信息的基本屬性、保護模式等，將個人信息納入政府公共信息資源管理范疇，通過主動免疫的大數據真正提升人民群眾的福祉。

　　要客觀處理好應用和安全的關系
　　大數據的開放共享會越來越模糊數據擴散的邊界，如果邊界沒做合理的控制過度擴散可能會引發安全問題，要想實現數據不斷開放共享和確保安全系數，必須加強政策、體制、機制、技術等規范，實現各方共贏。

　　立足民生問題進行的政務大數據發展應用能夠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優化政府資源配置、強化公共服務供給，是國家大數據戰略的重中之重，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是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里程碑。